今天，肿瘤免疫成为了肿瘤治疗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但回望1990年代，肿瘤免疫、肿瘤免疫微环境下的免疫疗法和研究受到的关注就像冬日里的雪糕一般稀少。1990年代后期，当我在美国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担任血液肿瘤科研究员时，亲历了伊马替尼（格列卫）用于治疗慢性髓细胞白血病（CML）的临床试验。让所有在场的人意外的是，每一位CML患者都能产生应答。2001年，FDA批准格列卫上市，用于治疗CML。迄今，这仍是FDA历史上最快的一次药物审批，开启了肿瘤靶向治疗领域的变革。
 
 其后20年里，我们看到在诸多肿瘤靶向治疗领域，重大研发突破接踵而至，资本争相介入。1998年，曲妥单抗（赫赛汀）获批用于HER2阳性的乳腺癌治疗。1990年代，想要为肿瘤免疫治疗研究找到资金支持是极为困难的，当时人们更多的认为这只是科幻小说和浪费时间的事，反而是靶向治疗的巨大潜力让世界兴奋不已。可是，“癌基因依赖”只在不到15％的癌症中存在，精准医疗也确实只能让极少的患者受益。欧洲药物管理局指出，2009~2013年，在68个获批的癌症药物中，只有26个被证实能总体上延长患者生命——中位生存期仅2.7个月。而且，在真实的致癌基因驱动外寻找潜在的生物标记物来进行靶向治疗研究，经证实也是非常困难的。

  “精准医疗不是万能的，它只是工具之一。和其他所有工具一样，只有被正确使用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它毫无用处。”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肿瘤学部主管乔治·斯莱奇教授如是说。